万历二十三年二十日，大明九边重镇之一的蓟州发生了一场兵变，史称“蓟州兵变”。这场兵变说大不大，因为《明史》中都没有什么相关记载。即便是《明神宗实录》也只是以“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”一句话概括了了兵变的起因，以“擒其倡乱者正法，余党尽驱南返”这句话讲述了兵变的结果。但这件事，说大也大。在《滦东平叛记》中又详细写道：
冠军恐我兵齐驱,彼火具并发,势必多伤,因令单骑分诱冲击，奋臂而前，擒斩八十余人。南兵犹愤战不下，复发火炮震惊，南兵始有惧色。时降旗四面遍竖，得降者百余，怀德等犹追杀降者一二，余党仍坚拒。冠军亲督精骑渐迫，擒斩又四十余人，众心且溃。近来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，网上开始流传着一种新的说法。即，在万历二十三年，这个看似风平浪静的年份，正如万历十五年一样，也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情，这就是蓟州兵变。他们认为蓟州兵变昭示着大明朝自此陷入深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部分史料来看，这次兵变的结果是蓟州南兵营死亡了接近两千人。而这所谓的“蓟州南兵”就是大名鼎鼎的“戚家军”。所以这场兵变就顺理成章的被解读成，万历帝为了节省几个饷钱，屠杀“戚家军”，自毁长城的故事。可万历帝真的昏聩至此吗？
其实之所以这么说，大多数人是参考了《明史·王保传》和《两朝平攘录》、《朝鲜宣祖实录》的记载。
《明史·王保传》：蓟三协南营兵,戚继光所募也。《两朝平攘录》：平壤南兵撤回时，以王赏不给，鼓噪于石门寨...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，遂以激变耸惑军门。《朝鲜宣祖实录》：事觉，杀三千三百馀口，而其馀或遁或恕。几条史料一拼凑，确实容易得出结论，即这次兵变中，三千戚家军讨薪被杀。可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？
蓟州兵变（1）参与蓟州兵变的是戚家军吗？谈论这件事，要先从戚家军讲起。其实在当时，并没有“戚家军”这个称呼。
柳成龙：所谓南兵者，乃浙江地方之兵也。——《唐将书帖》李好闵：复破此贼，非得浙兵不可。——《请兵粮奏文》由此可见，当世之人呼“戚家军”为“浙兵”、“南兵”。但这个“戚家军”，也就是东南抗倭的义乌兵，其实和《明史·王保传》中提到的“蓟三协南营兵”并不是同一批人。早在隆庆二年，在张居正的建议下，戚继光就已经从东南一带被调到了北方的蓟镇。在这里他重新招募了九千名浙江籍的士兵前来戍卫北方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蓟镇南兵”。万历十年，戚继光受张居正的牵连被调离蓟镇。万历二十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这十年间，失去了戚元帅的九千“南兵”已经被分散驻守到各个军事要塞，成为“台兵”。
朝鲜战争爆发前夕，明廷已经意识到日军可能对京畿沿海进行侵扰。为了拱戍北方，只得再从南方募兵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载：
将新设海防游击驻札乐亭县，地方南兵三千增募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又
“募南兵二千一百名，又抽台兵九百名，加设游击吴惟忠率之东援。”——《滦东平叛记》由此可见，除了先行入朝的部分军士可能是戚继光所募，大部分参加入朝作战的“南兵”已经不再是所谓的“戚家军”。所以，批判万历帝屠杀“戚家军”是不成立的。
据《朝鲜王朝实录》载，万历二十二年一月，朝鲜宣祖李昖和吴惟忠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上曰：“海边丑类，屯聚不归，而诸大人，今皆撤还，小邦之危亡，迫在朝夕，不胜闷迫。”吴惟忠曰：“去十月初三日，奉圣旨，倭贼尽退，唯有朝鲜乱民屯结，速撤入归云。国王何不具其终始，达于朝廷乎？”由此可见，万历二十二年一月时，援朝的蓟镇南兵就已经开始准备回国，只是宣祖欲留。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，辽东巡抚李化龙在奏疏中提到：
査得吴惟忠所领浙兵，原系防倭兵数，前者东征稍有损伤，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，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奠募兵银内，或即于台兵内抽补，令驻扎山海、石门等处操练，遇有倭警，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，无事仍回蓟镇。也就是说，最迟在十月份，援朝南军已经回国，并得到安置。另据《滦东平叛记》载：
还乡者若干，归台者若干，存者一千二百有奇。如此推测，这些人一部分去了山海关，一部分去了蓟州兵变的发生地——石门，还有部分则衣锦还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朝廷并未亏待有功之士。而这一切，也都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——蓟州兵变之前。
凭借剩下的残兵驻守石门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朝廷又开始征兵。《滦东平叛记》写到：
今参将钱世祯奉文续募，留驻石门路，计三千五百九十有奇，称海防营兵。由此可推，海防营兵中，超过半数都是新兵。而蓟州兵变的主人公，正是这群海防兵。现在的问题不是万历帝如何昏庸，自毁长城，也不是万历帝卸磨杀驴，而是应当研究这些海防兵为何兵变。
除开我一开场引用的条文，在《滦东平叛记》和《明神宗实录》中又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说辞。
《滦东平叛记》：鼔众要索东征功赏及安家银，人各四五十两。《明神宗实录》：以要挟双粮鼓噪。《朝鲜宣祖实录》：以离家日久，钱粮不加，含忿谋作乱。真相究竟是有人鼓动海防老兵闹事，还是新兵收不到军饷，亦或是海防营要求“双饷”、加薪才导致的兵变呢？在我看来，这三者皆不是蓟州兵变的本因。之所以各种史料语焉不详，前言不搭后语，互相矛盾，都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。事情或许还得从戚继光讲起。
戚家军（2）台兵的兴衰及南北兵的矛盾大明隆庆二年戚继光向朝廷上疏，请建空心敌台。他在《请建空心台疏》中写道：
御戎之策，惟战守二端。除战胜之事别有成议外，以守言之，东起山海，西止镇边地方，绵亘二千余里，摆守单薄，宜将塞垣稍为加厚，二面皆设垛口，计七八十垛之间，下穿小门，曲突而上。又于缓者百步，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，即骑墙筑一台，如民间看家楼，高五丈，四面广十二丈，虚中为三层，可住百夫，器械餱粮，设备俱足，中为疏户以居，上为雉堞可以用武。虏至即举火出台上，瞰虏方向高下，而皆以兵当埤。其台之位置，视山之形势，参错委曲，务处台于墙之突，收墙于台之曲。突者受敌而战，曲者退步而守，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。以台数计之，每路约三百座，蓟昌十二路，共三千座。每台给银五十两，通计十五万两。每岁解发五万，完台一千，三年通毕。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，陛下无北虏之忧矣。隆庆三年正月初，谭纶也向朝廷上疏。在《总督侍郎谭纶请建空心台疏略》中谈到：
议照御戎之策，惟在战守二端，故必以战则必胜，以守则必固，除战胜之事别有成议外，臣等仅以蓟昌之守言之。东起山海，西止镇边城，地方绵亘，摆守单薄，故臣等以谓必设二面受敌之险，将塞垣稍微加厚，二面皆设垛口，计七八十垛之间，下穿小门，曲突而上。而又于缓者则计百步，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筑一墩，如民间看家楼，高可一倍，高三丈，四方共广一十二丈，上可容五十人，无事则皆宿于台，更番瞭望，有警则守墙附墙，守台者固台。而台之位置又视其山之形势，参错委曲，务处台于墙之突，收墙于台之曲，突者受敌而战，曲者退步而守，所谓以守则无不固也。以台数计之，率每路该增墩台三百座。蓟昌二镇，今分为十二路，共增筑墩三千座，每一台必给官银五十两，通计费银一十五万。合无乞敕户兵二部，每岁动支银五万两，解送臣应节处分发与工。大约每岁完筑墩台一千座，三年限以通完。其加厚边墙，添设内垛，则听臣等便宜而行。每岁仍听臣等与巡关御史将完过工程，备查有无坚固堪备守御，及各文武大小当事诸臣勤堕之状，分别奏请，加赏罚以示劝徵。如此，则边关有磐石之固，陛下无北虏之忧矣。在先后收到两位重臣提出的御虏方案后，朝廷同意修筑空心台。张居正也力排众议，大力支持谭纶、戚继光。隆庆三年，蓟、昌二镇就完成了座敌台的修建。到万历九年，蓟、昌两镇陆陆续续建筑了多座空心台。正是这些新创建的空心敌台，才定格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形象——台墙拱立，稚堞如齿。
空心台既然修好，就需要士兵入驻。那是哪些人入驻呢？从《呈阅示兵饷条议》中，我们可看到这样的话：
南兵之调，原以守台为主，但各路台有多寡，各台设有缓冲。今为其计，合照派过兵数会准：密云道所辖石古曹墙四路，冲台一百九十五，每座鸟铳手五名，杀手五名；缓台一百三十二，每座鸟铳手五名，共南兵二千六百十名。这也就是前文所讲，戚元帅所幕九千“南兵”中被分散到空心台中驻守的人员。为何戚继光不用当地的兵驻守空心台，而非要征南兵呢？原来，自戚继光到蓟州后，他就发现此处的边军大多数乃老弱之辈，不堪重用。这些兵来自明朝传统募兵系统——卫所。所谓卫所制，即是一种寓兵于农，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。卫所制的创建初衷是好的，但在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后，该项制度已经逐渐腐化。戚继光要想强兵，决不能从这里挑选人马，所以才另募新兵。他在镇守蓟镇期间，还曾建议朝廷以三千义乌兵为教练，训练十万边军。但这个计划最终却不了了之。原因是，戚继光的军事改革让掌握军政大权的文官感到警惕，让那些靠兼并军屯田地、压榨卫所士卒取利的武将感到危机。文官怕武将夺权，武将怕无利可获，这些保守势力沆瀣一气，让军制改革灭于摇篮之中。哪怕这条计策提出的初衷是为了振兴明朝边军，但最终仍沦为空谈。
其实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，他所留下的南军就已经和当地北军起了矛盾。这里的“北军”指的并非是广泛的北方人，而是从卫所制度中挑选出来的军人。在万历十五年，中路守台南兵曾下台聚集于罗文峪，巡抚蹇达委托中路协守葛绍忠、永平府同知范伯荣谕散。东路南兵也下台，兵备叶梦熊、南兵参将龚子敬谕散。而南兵集体下台的原因是有人造谣减少军饷。经调查，造谣的把总吴公泰等四人被枭首于三屯营，中路南兵营副总兵朱先被降为参将。此时朝中又出现了倡导南兵下台的声音。这些矛盾均是因为南北兵军制不同所导致军饷不一样。北兵拿着很少的钱，干一样的活，搁谁不眼红南兵呢？所以其实在戚继光离开后就已经为蓟州兵变埋下了火种。南北军矛盾越来越大，以至于蓟州兵变时出现“南北兵素不相能，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”的现象。
随着明廷财力的衰退，边军粮饷供应日渐不足，用南军守台的政策逐渐改变。到天启三年时，兵部尚书赵彦上疏建言：
“蓟镇台兵，始于戚继光剏设，皆义乌壮丁，虏慑服而不敢动。今因粮饷之厚，改募北人，成法尽废，守望无人，非白马关之警，数十里烽燧不传，亦可鉴已。今当仍募南兵哨守，庶有备而窥伺不生。”由此可见戚继光留下的“遗产”早已经沦为虚设。
明长城遗址（）石星和南军的恩恩怨怨万历二十年，刘东晹在宁夏叛变。总督魏学曹围攻不下，请朝廷救援。兵部尚书石星主张掘开黄河大堤，放水灌城，企图淹死叛军。甘肃巡抚叶梦熊受命决黄河堤坝，水淹宁夏城。结果叛军未被淹死，百姓反受其害。后来有人提议调三千义乌兵增援。义乌兵到宁夏后便作为先锋，攻城告捷。虽然义乌兵打了胜仗，却更让身为保守派的石星忌惮。
早在万历五年，石星就因不满首辅张居正的夺情而上疏弹劾张居正，被解职归田。万历十年，张居正被清算，戚继光以及南军将领都被连带，石星则被重新启用为太仆寺卿。万历十八年，石星升任户部尚书。由于国家经费开支大，国库空虚，石星和其他大臣共提出14条改革措施。实施后，财政赤字确实有所减少，但却是在削减军费的前提下。军费的减少，让募兵制下的南军大大受到影响，故而南军对户部十分不满。
万历二十年，日本丰臣秀吉派兵10万大举入侵朝鲜，登釜山，陷王京，占平壤，朝鲜告急。经商议，明廷决议用宋应昌为经略、李如松为东征提督，率南兵火速援朝。此时石星已经改任兵部尚书。明军入朝后，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，光复平壤，收复开城，日军则弃王京，退守釜山。正在这时，沈惟敬向石星献封贡和议之策。石星因军费困难外加首辅赵志皋竭力主和，于是从主战转而倡导和议。丰臣秀吉也假意求和，诱明撤兵，以便为卷土重来争取时间。
文章开头讲过的海防兵本就是防备倭患才招募的。现在大明和日本握手言和，那海防兵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所以兵部很快将撤防一事提上议程。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：
议撤沿海水陆官兵，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照天津议撤。海防兵超过半数都是万历二十二年才新募的，现在不到一年又要遣散，而倡议的又是这个石星。这群南军即将失去工作，无论新兵老兵都对以石星所代表的的兵部不满。《滦东平叛记》说：
顷倭议行款，言者以国诎，疏撤各路募兵，此曹见谓一朝褫去，遂怀洶洶。于是胡怀德、陈文通等人借此机会煽动叛乱。单从这几件事来看，很难说石星所作所为就是不对的，但客观上确实是石星点燃了蓟州兵变的导火索。
#抗倭英雄戚继光#石星（4）世上已无张居正《万历十五年》，围绕着明朝万历年的六个大人物展开，从他们的性格、为人讲起，以他们的命运走向作为结局。万历皇帝朱翊钧，聪明、好学，却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败下阵来，逐渐退化为一个权力的象征。首辅张居正，精明干练、权倾朝野、锐意改革，却在死后因僭越和生活作风问题而遭清算。首辅申时行，努力的将自己作为润滑剂，想调和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，最终迫于言官弹劾而无奈请辞。至于清官海瑞，海刚峰，虽然刚直不阿、廉洁诚实，但却古怪教条，最终沦为众人笑柄。少保戚继光，军事才能超群，文武双全，本应再有作为，但晚年受张居正牵连，凄凉离世。哲学家李贽，好强善辩，却苦于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，生活中还得靠朋友周济度日，最终在监狱自刎而死。
六个声名显赫的人物，结局都不好。上至帝王，下至黎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他们也都试着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然而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徒劳。这群人在相互制衡、冲突中消耗彼此，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在僵化的惯性中越走越远，直至毁灭。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兵变也是如此。其实这次兵变没有太多的阴谋，而由南兵不满所导致的兵变，其病根早就有了。但没有人去修正它。
的改革被全盘否定，被他重用的戚继光自然受到牵连。戚继光的军事改革，是向大明王朝的军制发出挑战。南兵的出现就是在挑战卫所制度和文官掌权的制度。现在两个后台垮了，南兵自然成了保守势力的“眼中钉，肉中刺”。一场兵变并不是为了去否定戚继光的功绩，或者说用一场兵变去消灭“戚家军”简直是浪费。他们想要的，是让“募兵制”消失，让武将大权独揽的现象消失，让所有的新产物消失，一切回到旧轨，
皇帝，一如既往地被蒙在鼓里，他只知道蓟州那群兵痞又在无故闹事了。首辅，还是如同往常一样，只想赶快平息叛乱。将军，自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，蓟州兵变就好像是河面上的一朵浪花，平凡甚至毫不起眼。然而，蓟州兵变却意味着戚继光费尽心血留下的“遗产”将会和张居正改革一样毁于一旦。夕阳洒在城墙上，冰冰凉凉，帝国的机器依旧按照自己的懦性在往前走，一切都是徒劳，霜风呼啸着吹过记忆的的边缘，暴雪终将带走表面的安宁，往日的辉煌只在残垣断壁中苟延。
公元年，换了“人间”。
这些事,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,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,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。其间关系因果，恰为历史的重点。——黄仁宇